黃奇帆:大灣區應成為“雙循環”重要樞紐,推動更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2021年10月15日21:53

  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 李振 柳寧馨 廣州報導  10月15日,第130屆廣交會正式開展。當天下午,作為珠江國際貿易論壇分論壇之一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貿易合作分論壇在廣州舉行。該論壇以“共建粵港澳大灣區,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黃奇帆在會上進行了題為《新階段大灣區貿易發展的新格局新突破》的主旨演講。

  黃奇帆表示,當前我國對外開放格局呈現出五大新特徵:從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從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並重;從沿海地區開放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從關貿總協定和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係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製定修訂。

  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引進來走出去

  黃奇帆介紹,自2001加入WTO到現在,中國20年來累計實際使用外資接近2萬億美元,近十年累計達1.2萬億美元。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吸引外資第一大國。即便在去年全球投資大幅下降背景下,我國引進外資規模也達到1493億美元,逆勢增長5.7%。而從1980-2012年,中國30多年累計走出去投資5000億美元,從“十八大”後到現在,不到10年間我國走出去投資就已經達到5000億美元。

  “這實際上是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引進來、走出去,是由過去商品流通的大進大出,升級到了資本要素跨境便利流動。”黃奇帆說。

  他預計,10年後中國GDP會達到160萬億人民幣,按現行彙率換算約24萬億美元。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預計未來10年累計商品進口額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服務進口總額將達5萬億美元,兩者加起來超過27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市場需求,必將對疫後世界經濟複蘇帶來直接而持久的拉動,進而助推世界經濟循環逐步走出低迷、走向複蘇。”黃奇帆說。

  但他也指出,儘管中國已經是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服務貿易第二大國,但服務貿易結構中存在著逆差大、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比重高,資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比重較低的問題。

  “在外貿結構中,我國服務貿易占比從2012年的11.1%提高到2020年的12.44%,8年才提高了1個多點。可以預見,未來我國服務貿易的比重將會逐步提升,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將共同支撐中國貿易高質量發展。 ”黃奇帆說。

  他認為,進入新發展階段,針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黨中央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提升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這是中國主動應對規則之爭、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重大舉措。

  “這是更深層次的開放——從過去幾十年推動要素流量型開放的基礎上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其實質是要全面對接國際經貿新規則,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實現國內國際營商環境趨同化。”黃奇帆說。

  大灣區是規則制度型開放先行者受益者

  “粵港澳大灣區之所以取得成功,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是在推動要素流量開放的同時兼顧規則制度型開放,甚至可以說是以規則制度型開放有力推動了要素流量型開放,二者相得益彰。其中,規則制度型開放是深層次的、根本性質的。”黃奇帆認為,大灣區是我國規則制度型開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

  150年前香港被闢為自由港,其獨特的制度設計使其成為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香港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基於三個方面的制度設計:一是稅費方面的制度安排,二是以“高度自由”為特徵的自由港制度體系,三是以普通法輔以成文法為基礎的法治秩序。

  “香港企業所得稅幾乎全球最低,個人所得稅最高15%,不征流轉稅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遺產稅、餽贈稅、進出口關稅、資本增值稅等,這些都對國際資本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資金自由、人員往來自由和數據流動自由等也吸引了很多跨國公司將香港作為地區或全球總部。”黃奇帆認為,港澳作為自由港為粵港澳大灣區更高水平開放提供了重要樣板和借鑒。

  廣東本身就有開放的基因和開放的文化。也正因為這樣的基因與文化,為廣東在新時代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奠定了底蘊。深圳才一馬當先成為全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以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等經濟特區為依託,拉開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序幕;一批出口加工區、保稅區、開放口岸成為當時要素流量型開放的重要平台,同時也是規則制度開放的試驗田。

  以最早的蛇口工業園區為例,在開發與建設過程中,除了學習借鑒了香港自由港有關零關稅、低稅率等安排外,還在勞動用工制度、幹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會保險制度、工程招投標制度及實行企業股份製等方面進行了多項改革和創新。

  “可以說,這些規則制度層面開放,實際上引領帶動了要素流量的開放,正是在這些平台的推動下,廣東成為當時我國外循環拉動牽引國內大循環的樞紐。”黃奇帆說。

  進入新發展階段,黨中央和國務院賦予粵港澳大灣區特殊使命。

  近期發佈的關於橫琴和前海的兩個合作區的相關文件,分別要求其“率先在改革開放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大膽創新,推進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彰顯‘兩製’優勢的區域開發示範”“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不斷構建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些新要求新措施將推動大灣區在規則制度型開放方面繼續走在前列。

  以大灣區更高水平開放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

  黃奇帆認為,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出發,原本作為外循環牽引國內重要節點的大灣區應當成為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重要樞紐,“相互促進”的關鍵仍在於推動更高水平開放。

  一是要在補我國對外開放短板上有新舉措。四十年來,我國對外開放尚存四個重要短板,分別是金融、服務貿易、公共服務領域開放和數字經濟。

  比如金融領域,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外資金融機構在華金融資產占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比重不到2%。2020年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中,金融領域取消了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壽險公司外資股比限制。粵港澳大灣區要用好這一政策,加快吸引外資金融機構入駐。

  “粵港澳大灣區除了有兩個自由港外,還有前海、南沙、橫琴自貿試驗區片區。要發揮這些高水平開放平台作用,在彌補這四個對外開放短板上有新進展。”黃奇帆說。

  二是要在內外貿一體化上有新突破。大灣區外向型經濟發達,是“兩頭在外”加工貿易發源地、聚集地,接下來要由“兩頭在外”轉向“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實現內外貿一體化。

  這需要支持企業開展“委託加工+自主品牌”生產方式,鼓勵企業在海外佈局更多銷售渠道、服務網絡、海外倉,逐步實現從貼牌生產向自主品牌生產轉變。鼓勵更多加工貿易企業從“兩頭在外”轉向國內市場,在積極服務國際市場的同時,逐步提高內銷比重。

  三是要在培育新業態新模式上有新作為。重點推動跨境電商、互聯網+服務貿易、離岸貿易等新業態創新發展。

  跨境電商方面,要抓住製約跨境電商發展的痛點和難點,大力推動外貿業務流程改造和各環節數據共享,推進“關、檢、彙、稅、商、物、融”一體化,率先探索適應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新型監管服務模式和制度體系,促進貿易監管數字化轉型、便利化發展。創新跨境電商服務模式,支持企業建設國際配送平台、境外綜合運營中心和跨境貿易數據中心,更好融入全球零售體系。

  “深圳的前海、廣州的南沙、珠海的橫琴等地都加大了對離岸貿易業態的支持,我相信在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政策基礎上,一定會成為離岸貿易的發展新高地。”黃奇帆說。

  四是在推動創新要素跨境流動方面邁出新步伐。一方面,可進一步發揮大灣區開放優勢,推動創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動,吸引集聚國際創新資源,打造國際科技合作創新平台。這既是提升創新能力、建設科技強國的內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矽幕”、進一步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戰略需要。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中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生物經濟和低碳經濟對監管的標準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壯大數字經濟必然涉及到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問題,涉及到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過程中的“三新”經濟監管問題,發展低碳經濟時則將遇到低碳技術、綠色供應鏈的標準互認和對接問題,而這在中國宣佈“雙碳”目標的背景下顯得更加重要。這些新經濟新業態的發展和監管問題都可以在大灣區先行先試,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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